13. 焦虑情绪与风险政策——情感启发式的双刃剑

本章探讨了可得性启发法和情感启发式如何深刻影响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以及这种感知如何引发“效用层叠”，从而扰乱公共政策的理性制定。作者分析了媒体、专家和公众在风险评估中的不同视角，并提出了在民主制度下如何平衡理性与感性的挑战。

一、 可得性偏见下的死亡估测

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克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公众对致死原因的估测常常与事实严重不符，这主要是由媒体报道和联想记忆导致的：

• 高估：意外事故、龙卷风、闪电击中、肉毒杆菌中毒等（生动、罕见、媒体报道多）。
• 低估：中风、哮喘、糖尿病等（常见、平淡、媒体报道少）。

这证明我们脑海中的世界并非真实世界的反映。我们对频率的估测深受可得性启发法（想起实例的轻松程度）和情感强度（生动骇人的画面）的影响。

二、 情绪启发式：感性细节掌控理性大局

情绪启发式（Affect Heuristic）是指人们的好恶直接决定了对事物的风险和收益评估：

• 简单替代：将复杂问题“我对它评价如何？”替换为简单问题“我对它感觉如何？”。
• 负相关效应：当我们喜欢某项技术（如饮用水氟化）时，会认为它优点多、风险小；反之，若讨厌某项技术（如核能），则认为它风险大、优点少。而在现实世界中，风险和收益往往是正相关的（高风险高收益），但在情绪启发式构建的虚拟世界中，它们却是负相关的。
• 神经学基础：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指出，情感反应是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脑受损导致情感缺失的人，往往无法做出合理的决策。

三、 效用层叠：公众恐慌如何绑架政策

法学家卡斯·桑斯坦和蒂默尔·库兰提出了效用层叠（Availability Cascade）的概念，描述了微小风险如何演变成公共危机的机制：

1. 触发：媒体报道某个相对次要的风险事件（如拉夫运河有毒垃圾、艾拉苹果恐慌）。
2. 扩散：生动的报道引发公众焦虑，这种情感反应本身成为一种宣扬，推动媒体进一步跟进。
3. 升级：“可得性倡导者”（活动家、媒体）刻意操纵，制造耸人听闻的头条，恐惧像滚雪球一样扩大。
4. 后果：公众压力迫使政府重新设定优先事项，投入大量资源去解决这个被夸大的小概率风险，而忽略了更重要、更致命但缺乏新闻价值的问题（如交通事故、不良饮食习惯）。

概率忽视（Probability Neglect）：在大脑处理小风险时，我们往往只关注分子（悲惨的画面），而忽略分母（发生的概率）。我们要么完全忽视，要么过度重视，没有中间地带。恐怖分子正是利用这一机制，通过极少数的惨烈袭击制造全民恐慌。

四、 专家 vs. 公众：谁来决定风险政策？

在制定风险政策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 桑斯坦（理性派）：专家应作为抵制非理性公众恐慌的壁垒。政策应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如拯救生命的客观数量），避免因效用层叠导致资源错配。
• 斯洛维克（民主派）：风险是主观的，没有绝对的“客观风险”。公众对风险的定义包含更丰富的维度（如是否自愿、是否善终），专家的统计数据往往忽略了这些。如果专家意见与公众意愿相左，不能简单地认为专家是对的。

作者的立场：
虽然桑斯坦关于效用层叠扰乱资源配置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斯洛维克关于不能忽视公众恐惧的观点也很有道理。恐惧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成本。理性的政策设计应兼顾专家的客观知识和公众的情感直觉，既要防范真实的危险，也要安抚无端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