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善用框架效应，让生活更美好
正如哲学家所言，两个陈述在逻辑上可能完全等价，但在人类的情感和认知世界里，它们的“含义”却可能天差地别。本章揭示了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如何通过操控我们的系统 1（直觉和情感）来影响决策，并探讨了如何利用这一机制来改善公共政策和个人选择。
一、 情感框架：逻辑等价但心理不等价
“意大利队赢了”和“法国队输了”描述的是同一事实，但前者唤起的是意大利队的努力和胜利，后者唤起的是法国队的失败和齐达内那一记头球。这种联想差异使得人类无法像理性经济人那样，只关注事实本身而不受表述方式的影响。
经典案例：
问题 1（损失框架）：若某赌注有 10% 的概率赢得 95 美元，有 90% 的概率损失 5 美元，你会接受吗？
问题 2（成本框架）：若某彩票有 10% 的概率赢得 100 美元，有 90% 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你愿意花 5 美元 买吗？两个问题本质相同（都是付出 5 美元去博取 95 美元的净收益），但大多数人拒绝问题 1 而接受问题 2。因为“输掉赌注”带来的是损失的痛苦，而“购买彩票”被视为一种成本。损失比成本更能引起负面情绪。
神经经济学的发现：
- 当人们做出顺从框架的选择时（如在“获得”框架下选确定，在“损失”框架下选冒险），与情绪相关的大脑扁桃体非常活跃。
- 当人们做出违背直觉的理性选择时，与冲突处理相关的前扣带回活跃。
- 最理性的受试者，其负责理性控制的大脑额叶区活动最强。
这表明，框架效应本质上是情绪反应劫持了决策过程。
二、 生死攸关的决策：亚洲病害问题
即使是专业的医生和政策制定者，也无法逃脱框架效应的魔咒。
亚洲病害问题（预计死亡 600 人）：
正面框架（生存）：
- A：200 人获救。
- B：1/3 概率 600 人获救，2/3 概率无人生还。
-> 大多数人选 A（风险规避）。负面框架（死亡）：
- A’：400 人死亡。
- B’：1/3 概率无人死亡，2/3 概率 600 人死亡。
-> 大多数人选 B’（风险寻求）。
尽管 A 和 A’、B 和 B’ 描述的是完全相同的客观结果，但仅仅因为措辞从“获救”变成了“死亡”，人们的偏好就发生了彻底的反转。这再次证明，我们的道德直觉往往不是针对问题的实质，而是针对问题的描述方式。
三、 道德直觉的虚妄：谢林的免税问题
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通过儿童免税额的例子，精彩地展示了道德直觉在框架面前是多么脆弱。
问题 A：富人的生育免税额是不是应该比穷人的更高？
-> 直觉回答：不行，这不公平。问题 B：没有孩子的贫穷家庭是否要和没有孩子的富人家庭缴纳同样多的附加费？
-> 直觉回答：不行，穷人更惨。
然而，在逻辑上，“给有孩子的富人更高免税额”等同于“向没孩子的穷人收同样多的附加费”。我们对这两个问题都持否定态度，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说明，我们并没有关于“公平”的稳定道德原则，我们的道德判断高度依赖于默认值（基准点）的设定。
四、 更好的框架：助推理性决策
既然框架无法避免，我们就应该主动寻找或设计“更好”的框架，即那些能引导人们做出更有利于长期福祉的框架。
- 心理账户的重构：
- 丢票 vs 丢钱：如果丢了一张 80 美元 的票，大多数人不愿意再买；但如果丢了 80 美元 现金，大多数人会照常买票。前者将损失归因于“娱乐账户”（太贵了），后者归因于“一般收入”。
- 建议：采用更宽的框架，告诉自己“损失已经沉没”，无论丢票还是丢钱，现在的选择只关乎“是否值得花 80 美元看这场演出”。
- 每加仑英里数（MPG）的错觉：
- 亚当：车从 12 MPG 换到 14 MPG。
- 贝斯：车从 30 MPG 换到 40 MPG。
- 直觉认为贝斯省油更多。但实际上，行驶 1 万英里，亚当省了 119 加仑，贝斯只省了 83 加仑。
- 改进：使用“每百英里耗油量”（GPM）框架，能更直观地反映真实的燃油节省情况，避免直觉误判。
- 默认选项的力量：器官捐献：
- 奥地利（默认捐献）：捐献率接近 100%。
- 丹麦（默认不捐献）：捐献率仅 4%。
- 巨大的差异并非源于文化或道德观念，而仅仅是因为表格设计的默认选项不同。由于系统 2 的懒惰，大多数人会顺从默认设置。
- 政策启示：如果我们认为器官捐献有益于社会，就应该制定“默认同意”的政策框架。这就是“助推”（Nudge）的核心思想。
总结：人类并非理性的真理追求者，而是被框架和描述所左右的“认知吝啬鬼”。承认这一点，并善用框架效应（如设置合理的默认选项、使用更直观的数据表达），可以有效改善个人决策和公共政策，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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